（轉載）以人為本的城市道路

摘自二零零九年八月二日《明報》 文：蔡偉略

美國是帶領全球追逐效率的國家，利用高效率製造「美好生活」，什麼都要方便、快捷，用最省時省力達到預期目標：便利店、快餐店在高舉效率的美國中發迹絕不稀奇。在交通網絡及工具的設計上，非高速公路及汽車莫屬。亦因着美國許多城市設計所提供對汽車的方便，美國人已養成以車代步的習慣，即使路程不遠，必然會選擇汽車代步，加上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及寵幸汽車的停車位政策，讓開車及泊車變得非常方便，也推展了繁盛的汽車文化。

然而美式的汽車文化是否現代文明的唯一選擇？是否只有不斷增加交通道路網絡，甚至不惜填海造地（因此失去了天星皇后）、向郊外及遠離中心的地區伸展（因此可能會失去了以農為生的菜園村），才能打造現代的優質城市生活。我們又因此是否仍要將自身的健康成為祭品，繼續忍受主要由車輛排放的懸浮粒子及氮氧化物？又是否仍然接受「歧視行人」、街邊小商舖的道路設計？或是否繼續容忍道路網絡造成的封閉，還是願意打開一度活潑開放的城市移動空間？

荷蘭人的公共交通工具——單車世界上居然有國家嘗試解答以上的問題，在自己的國度實踐出有別於美國的另一種現代文明交通政策，而且已發展了30 多年，並將經驗及相關研究成果毫不吝嗇地展示。那國度，就在荷蘭。而秘密，就是單車。

荷蘭並非要一面倒的排斥汽車在道路行走，而是容讓道路有多樣性的流動工具，相互兼容並蓄，發揮所長。早在1976 年，荷蘭政府已察覺到大量的汽車在道路上行走及過分依賴汽車，會對於一個城市的宜居性（liveability）造成威脅，故此在交通政策上展開了一項單車友善政策（Cycling friendly policy），務使各地的城市設計，嵌入適度的路徑、道路及停泊設施予自行車，讓單車及汽車的道路涇渭分明，以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並藉此建造人車平權的城市。隨後的20 年，荷蘭城市的交通意外數字下降了75%，但政府的單車政策沒有因此而停下腳步，她於90年代開始在國家交通策劃（National Mobility Plan）中展開其「單車藍圖」（Bicycle Master Plan），使單車在交通工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投資40 億歐羅要求各地方政府實施單車共融政策（Cycling-Inclusive Policy），令該政策在全國城市之中遍地開花。其中一項政策的具體內容，是要求不單在一些主要交通紐帶中設置有管理的單車停車場，在公共交通工具裏頭還要設置可以容納單車及騎車人士的空間，例如在列車之中安排一卡單車車廂、巴士的車頭或車尾上裝設可放置單車的車架、設置室內停車場並輔以更衣室等等配套。

「停車熄匙」不治本
使用單車作為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首先帶來的效益是改善城市的環境。我們知道，汽車排放的有害物質對於空氣質素造成很大的破壞。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大約有300 萬人死於有關空氣污染而患的疾病。但「停車熄匙」的推廣及引入電動汽車並不是治本的方法，只會繼續鼓勵市民使用汽車，繼續消耗能源。相反，使用單車是不消耗燃油的交通工具，大量減少排放二氧化碳或可吸入的懸浮粒子。荷蘭的單車共融政策，帶來的是綠化的社會。因為單車是沒有蓋頂的，故此需要在合適的單車道路兩旁種植樹木帶，為騎單車的市民提供遮蔭的作用，間接為城市帶來綠化的環境，改善了城市的景觀。

有了較綠化的生活環境，隨之而來的較為健康的身心。

其實香港城市人口近年來喜歡到室內健身室做運動，對於「單車機」的使用尤為熟悉。如果我們日常生活之中都能與單車同行，相對於氣喘喘的趕到健身房，會否更有效益？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在一個介紹荷蘭單車共融政策的片段之中，有兩位年過60 的女性長者，半生都是騎單車往返工作、探朋友、買東西，退休之後打算騎着單車遊覽自己國家的每個城市。當我們看到片段中展示她們靈活的軀體，跳脫地駕着自己的單車，車尾擺放着背包，走自己喜歡的路時，會想望這也可能是我們的未來嗎？You-bike 微笑單車借鏡台灣最近筆者就到過台灣走一趟。在台北，她們有「You-bike 微笑單車」；在高雄，她們有「C-bike」，可以在甲處借、乙處還，鼓勵市民及旅遊人士在市內使用單車；在誠品的運動分類的書架上，最當眼的位置都是放着一整排有關單車及單車環台的工具書；在捷運系統，她們有單車車廂；道路使用方面，她們有自行車通道；關於旅遊發展資訊，政府新聞處印有「單車Tour 高雄」，讓旅客可以如何安全地騎單車遊覽城市及接駁市內其他交通工具等等。

香港，可以嗎？

當然，要在現時香港的環境之中實踐單車友善政策，並不是觸手可及的事。不少論者提出香港氣候潮濕、文化差異、道路斜道的行車困難、行人汽車道路分配及單車保險等問題，這些問題在荷蘭的單車友善政策手冊中亦有討論，並提供了可參考的解決方法，例如教育市民如何穿著合適布料的衣物來抵禦潮濕炎熱的天氣、為單車裝上小型摩托來行駛斜道、路旁種植樹木帶為單車駕駛者「遮陰擋雨」等等。但要認真實踐開來，委實是一個改造香港文化的大工程，當中所涉及的城市規劃、社會價值、教育、環境保護等意識轉向，也並非朝夕的事。希望我們將來的城市領導者，能以一種新的建設城市的遠見，集中能量於要解決的問題的本質上，為我們未來做好準備。

（轉載）七七到○八歷史之永劫輪迴

摘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星島日報》 文：方靜雯

百無一用是書生，恰恰中國政府就最怕拿著筆桿子的書生。○八憲章在世界人權宣言六十周年的發布後，劉曉波隨即被捕，有多少的中國人知道和關心他被捕的消息？幸福的香港人試想一下，一個本來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客席學者的人，本可在異鄉撰寫文章對國家批評而免牢獄之災的人，他難道不知道回國參加八九民運的後果嗎？「戇居」也會知道吧！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也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他難道不知道發表○八憲章的後果嗎？「戇居」也會知道吧！明知山有虎的氣魄，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何少了像劉一樣的道德勇氣？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Havel)也曾在共產政權時代的捷克發布七七憲章，內容和今天的○八憲章類同，亦同樣曾因此受牢獄之苦。也許，他在八六年七月的一篇名為論七七憲章的意義可以為我說明劉曉波一切行動的價值。另外，同樣來自東歐的前共產集團國家，斯洛文尼亞學者齊澤克(Zizek)如何回應今天後現代情景下，人們開始對政治抱犬儒的態度？

七七憲章道德良心大於政治

哈維爾很明確指出，七七憲章的發布不是一種政治手段，而是要喚起國人的道德勇氣。在他心目中，極權主義不止是領導集團一方面的問題，而是全國人民在道德良知上墮落而形成的權力監察網絡，他謂：「人們變得自私起來(在集權主義下)，到處都籠罩恐懼。人們被逼對生活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甚麼也不相信。」而他和一切參與撰寫及簽署憲章的人在在估計到他們會因發布而受到懲罰。正正是這去功利化、不問政治功效的態度，哈維爾認為七七憲章是道德良心呼喚大於政治行動，他稱為「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雖然出於的不是政治手段，但七七憲章到最後結果也是影響了捷克，也使哈維爾在十二年後成為捷克總統。哈維爾在劉曉波被當局帶走調查後，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支援○八憲章，當中指出現今的中國比七七年的捷克在很多方面都進步得多，但為何會發生相同的事？是中國人的道德良心去到了一個麻木的地步？哈維爾說，「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所以，當「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

後現化的犬儒狀態

如果哈維爾說極權主義是整個社會道德良心被淹蓋，齊澤克會認為是在符號商品化的後現代狀態下人對一切的犬儒態度。人們甚麼也不相信，因此也失去了堅持的理由和勇氣。在符號商品化下，人只落得一種物化的戀物癖(fetishism)而失去了對人(理想)的戀物癖，簡單來說，對一個大學生，他的理想是盡快賺錢，買樓買車，對自身的意義追求愈來愈少。現在無論在香港或內地若有人向人說自己的理想是貢獻國家(無論是真心或虛偽)，也會被人譏為「戇居」，但為何相反我們在電視看到古裝片的角色這樣說不會認為他「戇居」呢？程翔之後，我們再一次活生生地看見一個真心為國家的「戇居仔」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我會再三問自己活在香港，在這個人身相對安全的小島，我有沒有像劉曉波一樣盡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

香港有沒有可能出現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下)

近年來，不少人都會發現香港的主流電影大都不會觸及到政治不正確的題材。然而，當我們追溯香港近年的電影發展史，我們會發現曾經有一段時間，香港的主流電影都毫不避忌，尖銳地回應當下社會及政治的議題。但九七之後，無論在題材及風格方面，香港的主流電影都愈趨保守。

在八十年代出現的新浪潮出產了一班「很香港」的導演，當中包括徐克、方育平和許鞍華等人，而他們亦透過電影表達了對香港社會和文化的不滿和無奈，並對那個時代作出最憤怒的呼叫。新浪潮之後的一段時間，以周星馳為首的一眾導演和演員都喜歡以黑色幽默的形式來諷刺中國及香港的社會及政治問題，當中為人較熟悉的有《國產凌凌柒》及兩套《西遊記》。

可惜，當香港越來越接近回歸中國，香港主流電影亦越來越「收斂」，而九七之後，無論是像新浪潮時期中「明刀明槍」對社會咆哮的電影，還是像周星馳等人製作的「暗串」時弊及政客的電影，都在主流電影間消失得無影無踪。自此，這類電影似乎都只可以在非主流製作中出現。

這類所謂「政治敏感」的電影被逼至獨立電影的圈子裏最主要原因，莫過於是對內地市場的考慮。現時香港的電影製作要賣座、買賺錢，內地市場就是最大的「金礦」。正如電影公司大老闆林建岳所言，「內地市場幾乎佔一部電影的四、五成budget，如果你不要內地市場，便相對失去了四、五成budget！這是一個取捨的問題，不是creative的問題」。即是說香港的電影製作除了要過香港的電影分級審查，還要過內地的電影審查。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問還有那些電影還會不知好歹地觸及那些「敏感」的題材。這即是說，要麼你便像杜琪峰般出名，將製作分類為「可以返大陸」和「不可以返大陸」，在失去內地市場的情況下都有能力生存，要麼你便要「曲高和寡」地去製作小本的獨立電影。

沒有在內地市場的收入保證，一般電影公司老闆大多不會支持太過「另類」的創作，而有心製作與別不同的電影的導演，亦只得靠藝發局或電影發展基金等來製作小本的電影。可惜，藝發局只能支持電影製作的一部分成本，而電影發展基金亦往往幫不上忙。曾經有報道指製作人申請電影基金獲批後，錢仍遲遲不到位，而另一方面，電影基金收支分戶的問題亦令申請人面對有錢不能用的問題*。即是說這基金對獨立電影製作人根本沒有幫助。電影的賣座程度及知名度往往與製作資金及製作規模掛鉤，因此這些另類電影的確難以在主流電影市場佔一席位。在難以得到大量資金支持的情況下，這班夠膽觸及「政治敏感」題材的導演能製作出高質素的電影已經很夠難，更遑論要在主流電影市場生存和吸引大量觀眾，因此觀眾現時很難在各大院線上映的主流電影中發現像新浪潮電影般「令人驚喜」的作品。

我們不得不承認，現時香港的主流電影的確是越來越「悶」。在種種因素影響下，一班能像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般夠膽以尖銳手法製作「另類電影」的電影工作者尚可在獨立電影的圈子中生存，但如果要像他們般又紅又賣座的確是有點痴人說夢話。香港的電影圈要百花齊放，就一定要容得下另類題材，而不是讓這些題材長期埋沒於小眾的獨立電影之中。

*詳見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328/4/beqf.html

（轉載）用眼睛聆聽小飛俠的尖叫

摘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明報》 文：葉輝

米高積遜（Michael　Jackson）遠去了，花拉科茜（Farrah　Fawcett）遠去了，翩娜包殊（Pina Bausch）遠去了，也許這說法不免有若干語病，我們活在這個疫症蔓延、政變頻密、飛機失事、塌房子、塌礦坑、恐怖主義猖獗、自殺無日無之……的年代，我們活在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所說的「走向閃電般的災難」的世界，每天都有這樣的人那樣的人遠去，那麼，為什麼只有少數的名人或藝人（諸如米高積遜、花拉科茜、翩娜包殊）在遠去之後才得到默許的公開悼念？

米高積遜的確有點特別
也許米高積遜的確有點特別，或者說，是傳媒機器告訴我們，他比很多無名的普通人要特別得多，他年逾半百，卻是世人心目中永遠（迷失的）小飛俠潘彼得（Peter Pan）；他是一名黑人，卻傾盡所能將自己變種成為白人；他背叛了基督，還原為穆斯林；他本來以歌聲為自己建立名聲和形象，卻像蒙克（Edvard　Munch）的《叫喊》（Scream，唔，就是那幅不斷被偷走的名畫）那樣長期靜默，世人好像只記得他「反常」的moonwalk，只能用眼睛聆聽他永遠凝止的尖叫聲。

《南方都市報》的一篇報道說﹕米高積遜「沒在中國正式登過台，卻讓中國第一次感知了身體解放」；米高積遜死了，「再也沒有人穿吊腳褲跳那麼帥的舞了」。「邁克爾．傑克遜、米高．積遜、麥可．傑克森，『他們』都是同一個人——Michael 　Jackson，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分別給他起了三個不同的中文譯名，在各自區域使用，並一直延續到今天。雖然中文名不同，但他是這三地共同的『流行曲之王』（King of Pop）」。對了，「貓王」皮禮士利（Elvis Presley）是「搖滾樂之王」（King Of Rock），而「小飛俠」MJ是「流行曲之王」。

這世上大概再無任何人比米高積遜擁有更多「外在的隱私」（external intimacy） ，他的樣貌（整容，或容），他的性取向（愛護兒童，或戀童），那是拉康所創造的一個詞﹕Lextimit﹕一個人的原質乃他的主體最最隱秘的核心，但它只是主體內的外來物，卻不是主體自身（in me and more than me）﹕這樣的一人的原質既存於內部，又現於外部，此所以是一種「外隱」（ex-timacy）而非「內隱」（intimacy），它的本質異於（或外於）主體，卻與主體異常親密，用齊澤克（Slavoj Zizek）的話來說，那就是「主體內部無法符號化的實在界」。

齊澤克在《實在界的面龐》（The Grimaces of the Real）的《中文版前言﹕災難重重的年代》引述了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一句話﹕「道德是為那些幸運兒設立的，只有他們才配擁有道德。」這句話本來「是以納粹集中營中的穆斯林的形象為典範的」﹕「他們處在人格的『零層面』上，是『活死人』，對基本的生物刺激都沒有反應，在受到攻擊時不知道自衛，甚至逐漸喪失了饑餓感，吃喝只是出於盲目的習慣，而不是出於本能的需要」。對不起，要是換掉處境和時代，這番話豈不就是衝著MJ說的？

「成人世界」容不下「夢幻樂園」
還記得米高積遜的「危險之旅」（Dangerous）與香港擦身而過嗎？那是1993年，香港原本是「危險之旅」其中一站，但十六年前的香港一如十六年後的香港，是一個容不下任何童心或童真、只有泛道德的成人世界，「小飛俠」最終不來了或來不了，因為在大球場的話，是「噪音擾民」。

香港這個「成人世界」似乎很熟悉丹基利（Dan Kiley）所說的「小飛俠症候群」（Peter Pan Syndrome），總是挖空心思去嘲笑不願長大的「超齡兒童」，但好像沒有多少人關心巴里（J. M. Barrie）筆下的人物原型﹕一個拒絕長大的小男孩，帶領一群孤兒在「夢幻樂園」（Neverland）歷險，也沒有多少人關心巴里七歲喪兄，他便穿上亡兄的衣服，以安慰母親，他並不完全是拒絕長大，只是用自己的方法抵抗成人世界的悲哀。此所以永遠的「小飛俠」MJ也有一座Neverland，此所以他唱﹕Dangerous／The girl is so dangerous／I have to pray to God／Cause I know how／Lust can blind／It's a passion in my soul／But you're no damn lover／Friend of mine。

香港這個「成人世界」似乎真的容不下遠去的「小飛俠」。那麼，翩娜包殊呢？我在facebook說﹕「去年錯過了她的《月滿》，到了今天才明白，一次錯過就是一生錯過。」一位名叫Wai Verdy　Leung的朋友回應說﹕「還記得看《月滿》的時候，多種不同的感情與觸動就在瞬間凝聚……看罷演出整個人覺得好累，感情做了太多運動，甚至令人懼怕再去看她的演出，因裏面觸及到的，實在是人內心深處最令人恐懼的情感……」

對了，是內心深處最令人恐懼的情感。舞評家舒密特（Jochen　Schmidt）為《翩娜包殊》（Pina Bausch）這本舞者傳記起了個副題﹕Tanzen Gegen die Angst，英譯是Dance against the fear。
包殊的舞蹈原來就是為了抵抗恐懼，香港這個「成人世界」容不下遠去的「小飛俠」，也許就是因為不懂得用眼睛聽見他永遠凝止的尖叫聲，也不懂得包殊如何以肢體的吶喊來抵抗恐懼。

香港有沒有可能出現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上)

米高摩亞的《華氏9/11》是其中一套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記錄片。此記錄片於二零零四年放映，片中描述了美國由9/11受到恐怖襲擊，到美國政府決定攻打伊拉克及阿富汗，當中一些不為人知的人和事。

導演米高摩亞首先「說之以理」：以二零零零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種種疑團來質疑布殊當選總統的合法性，再從布殊家族與拉登家族和沙特皇室在生意上的偶斷絲連，來証明所謂伊拉克和阿爾蓋達有緊密聯繫以及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說法只是一場騙子局。接著，就是一系列對戰爭「動之以情」的描繪：先是美軍在戰地裏的不道德行為，然後是美軍如何受到敵人的抵抗，以及美軍在伊拉克及阿富汗戰事中傷亡慘重的情景等等。

眾所周知，米高摩亞在美國是出了名的「大左派」。除了《華氏9/11》外，米高摩亞還拍了其他不同類型的電影和出版了很多書籍，來批判全球化、布殊政府下美國槍權寬鬆及自由市場下大財團壟斷等問題。

同是美國荷里活的大紅人，米路吉遜的政治取態雖然沒有米高摩亞那麼明顯，但他所拍的電影同樣具豐富的政治色彩和時代意識。筆者所認識的米路吉遜，除了是那位在《轟天炮》系列的動作巨星，就是在《The Patriot》裏的Benjamin和《We were Soldiers》裏的Hal Moore。

顧名思義，《The Patriot》是一套「愛國電影」，當中講述十八世紀美國的獨立戰爭。電影中提到美國人要起來反抗英國統治，爭取獨立的原因，就是要建立一個「新國度」：一個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國家。事實上，美國現時得享「超級大國」的地位，並有資格教導世界各國何謂「民主ABC」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美國是建基於一個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權利的聯邦制度，而《The Patriot》正正就是在宣揚這種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訊息。

米路吉遜的另一套賣座電影《We were Soldiers》則以美軍參與越戰為故事主線。當時實行共產主義的北越與實行資本主義的南越爆發戰爭，美國決定出兵支援南越，但面對北越軍隊在山區的游擊戰，美軍只得節節敗退，傷亡慘重。最後，美國政府在巨大壓力之下只好從越南徹軍，而南越最終亦被北越所滅。《We were Soldiers》描述當時美軍在越南戰事中的慘況，而血淋淋的鏡頭和妻子失去丈夫的情境亦正好道出戰爭殘酷的一面。不知有心還是無意，電影剛剛是在美國攻打伊拉克的論調鬧得最熱烘烘的二零零二年上映，給當時的布殊政府來一記反高潮。

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大家除了同是「米」字輩之外，他們其實都是富時代感和政治意識的電影工作者。電影作為其中一種主要的傳播媒介，對社會的意識形態、人民的思想和政府的政策，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不論是反布殊、反戰還是鼓吹美國自由和平等精神，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所拍的電影的的確確在這大時代中擔當重要的角色。這亦反映了，美國荷里活最大的特點就是百花齊放，無論你的電影是左中右、黑白灰、正或邪。

如果要問，香港有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這類富時代感和政治意識的電影工作者嗎？答案是一定有的。可惜，他們大都游走於主流與非主流之間，而他們的作品亦大都不屬於賣座的主流電影圈子裏。

（轉載）梅窩人VS正生人：誰邊緣化了「你們」和「你們」

轉載自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585)

或者，梅窩鄉民只是借「正生」去表達他們長期以來的壓抑。

從電視新聞看了一小片。很留心地看居民舉出的抗議牌。看到，細心再想，其實居民真正要反對的，不是正生，不是學生們。而是..

1) 他們長久以來被政府忽視。沒有學校只是其一。

2) 怕「正生」影響旅遊業 ---正正反映他們生計問題。

3) 沒有民意諮詢。空降學校。怒氣中來。

我想，他們罵得狠，罵得惡。只是罵著，他們長久以來被邊緣了。

其實，不只「梅窩人」，他們的聲音，也代表了千千個「離島人」、居於香港的「鄉村人」。
作為一個半離島的鄉村人，或者我試一試代入角色，了解他們長久以來的訴求。

先從梅窩地緣分析。梅窩，一直以來也是漁村為主，漁民為多。但現在有多少人還從事這行業？正所謂只餘下老弱殘兵。東涌還未發展成新巿鎮時，大嶼山人要離開大嶼山，或我們要到大嶼山旅行，幾乎必經梅窩，那時，梅窩人總可算有一點旅遊業。可搞搞生意賺點轉車客的利錢。但東涌與東涌陸路建成，至少我，十年沒有經過梅窩了。相信一般人，除了行山者，不會走到梅窩去。昂坪、大澳位於西。南面有大嶼山南行山徑，北面有迪士尼，....東呢？一條新東涌路，把位處大嶼山東的梅窩邊緣去。可想唯一出路已被封殺。

學校問題。或者我們會認為，車，即使有一間學校給你，你都未必會讓子女入讀，出咩聲？你有幾多人口要讀書？大嶼山，(不計長洲、南Y島)，也不計東涌新巿鎮，要讀中學，只有一間西面的大澳佛教筏可中學；而東面的梅窩，已執笠了。這不單只是梅窩問題，而是整個大嶼山，只有大澳一間中學。你或會說，東涌學校多的是，乘車一小時便到，中環學校名校更多的是，乘船一小時便到，怎會沒有選擇？這正是「殺校」的禍根。為何從前人小小也有學校讀書，現在經濟利益下，因大嶼山學校收生不足，不合符經濟便不能辦學呢？小朋友每天一小時來、一小時去，難道是「應該」配合城巿社會發展？我們「城巿人」有選擇權，何不「鄉村人」?這也正是梅窩人的訴求。

漠視民意。這根本是大政府的處事手法。假如我一直視自己為被政府漠視的一群，沒有社經地位的一群。不作聲，你卻處處進迫，我還不作聲嗎？怎可沒有諮詢居民何如何處理？

再說學校，「正生」與「正生學生」值得同情問題。濫藥情況嚴重，急切需要解決。要。假若不在梅窩，為何必要梅窩，是梅窩人少，反抗較少？天馬行空的我，想到既然急切，何不ifc拿出第88層樓來當校舍、或者聖保祿校舍夠大，借出一座，更讓學生更易投入社會；何不在巿區，這裏還有大量被殺校的空置學校？何不政府空置的待拆宿舍大樓、辦公室？何不「城巿」，為何必須「鄉郊」？何不你屋企樓下、何要梅窩？「正生學生們」，其實你們的政府，城巿人。這才是歧視你們的大源頭。要哭，大聲一點，讓各位聽一聽，城巿人其實真正在歧視你們。我不相信，要改過自新，必須要去一個「隱世」的地方才是最為適合。

「正生人」打正旗號扶助社會弱者 --一群濫藥青少年要得到重新機會。「梅窩人」何不是弱者，需要正視他們生活在城巿邊緣缺乏援助？

這兩群人，其實同樣需要關注。但往往因為「誰較熱門、誰較迫切」，在要處理「濫藥」這個大議題下，梅窩人，一班早被邊緣的人，再被邊緣。因為，我們這班自以為「正義」、自以為「有同情心」、「不自私」」、「有良心」的「他者」，站錯了位置，去「關心」人。

請同樣關心梅窩人、正生人，他們同被政府邊緣了呢。

一個半鄉巴的大嶼山人上

記者不應是「中立」

你不可能要求一個記者「中立」。「中立」本身就是一種立場，而作為記者，亦不可能沒有一個立足點的。

「中立」，不過是一個犬儒主義下的修飾詞。

先讓我們了解為什麼記者「不能中立」。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很多傳媒企業，尤其是那些跨國傳媒機構，都受市場和商業化所影響。而商業化對新聞傳媒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新聞的選擇和報道手法上盡量迎合觀眾口味，製作大量為滿足公眾興趣(Public’s interest)的小道新聞和假新聞 (rumor)。另一方面，在一般情況而言，記者都是「打工仔」(除非你是公民記者)。不同記者所屬的傳媒機構，本身就受著不同意識形態所支配。例如在一個認為「專業意見就是王道」的社會，一家宣稱「不偏不倚」的傳媒機構會在豬流感爆發時，都會「很有立場」地叫旗下的記者去訪問不同醫生、傳染病學者和世衛等意見，而往往忽略了不少「毫不專業」的民間大眾的聲音。除了意識形態外，專業新聞機構往往有「捕捉新聞」的習慣，即是說新聞工作者一定會在「有大事件」發生的場地捕捉新聞，這不免令他們的報道只偏重某幾方面的消息和意見。以雷曼迷債事件為例子，專業的新聞工作者通常只會在立法會捕捉迷債苦主的示威、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和銀行代表的發言等等，但又有哪位新聞工作者會花時間採訪一般市民對事件看法？即是說，就算是在世界甚具公信力的BBC，和近年因為報道阿富汗戰事而獲西方世界稱為「阿拉伯BBC」的卡搭爾半島電視台，亦難以避免受到不同意識形態和「技術限制」影響，而不能完全「中立」。這就是受主流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傳媒生態。意識形態和「技術限制」的影響雖難以避免，但保持「專業」，還是一個記者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應該做的。

新聞製作，永遠是一個新聞選擇(selection)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取捨(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過程。在製作新聞的過程中，記者獲得不同的資料後，就應該憑他們專業的知識，去決定一份資料的真確性(reliability)、可信性(credibility)和對公眾的影響(significance)，然後在新聞選擇的過程中作出判斷。而根據這種專業判斷下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就是對社會的不公義的一種回應，可說是「社會的良心」。說到這裡，不可以不提的是某些記者往往本末倒置，為所謂「社會公義」而製作新聞的情況。現時有不少記者，往往為自己預設了一些立場，然後才找尋不同資料去成為自己立場的論據和支持自己的立場。例如有記者會先認為現時市建局的市區重建政策不公義，然後四出找不同例子去說明不公義的情況。當然，覺得社會有不公義是人之常情，但作為記者，這樣子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比現實更「不公義」，因為他/她失去了「持平」這個專業守則。作為記者或傳媒工作者，扮演的角色就是提供一個平台去讓不同團體或人士發聲。接下來的，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因此，記者是憑「專業」去製造「公義」，而不是先決定「那些是公義」，才製作新聞。

記者的專業的另一個用途，就是判斷那些新聞是符合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那些是符合公眾興趣(Public’s interest)。近年，香港的報紙，甚至電視新聞都充斥著不少只符合公眾興趣而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新聞。只顧及公眾興趣而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造成新聞娛樂化的現象。時下的記者喜歡以「爆料」方式來將轟動的新聞帶給觀眾，而這亦是新聞娛樂化的主因，通常那些新聞不但只符合公眾興趣，而且資料來源未必準確。當年美國的「水門事件」，則可算是最符合公共利益的「爆料」之作了。一九七三年，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聯手披露美國總統尼克遜下令竊聽競選對手談話，而兩位記者亦堅拒透露爆料人「深喉」的真正身份(該人其實是當時的FBI副主任費特)，堅持捍衛言論自由。可見，公眾興趣和公共利益，其實只是一線之差。也許，就是這種專業判斷，可以讓記者知道那些新聞應該「爆」，那些新聞不應該「爆」。

記者在社會上往往都受到尊敬，這是因為記者有其「專業」(professionalism)，而這亦是他們最可貴和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我希望香港的記者也可以賺得這份尊重。

P.S. 這也是我希望成為一個記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