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為什麼乞人憎？

施政報告公布之後，香港人怨聲載道，似乎特首曾蔭權的民望似乎又會進一步下跌。其實近年來，曾蔭權的民望只有跌，沒有升。雖然曾蔭權說「民望如浮雲，他個人並不在乎」，但民望始終是市民對政府及官員的滿意程度的指標，而民望持續下跌多多少少亦反映了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其實是日益增加。因此，如果曾蔭權還有一點政治智慧，也許應該好好檢討一下自己那裡出了問題。

第一宗罪：反智
曾蔭權曾自稱是典型「香港仔」，所以筆者有理由相信他的腦袋也充滿著典型港式反智思維。香港人對很多令人望而生畏的詞彙十分熟悉，諸如「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私有產權」、「全球化」等等，都是香港人是朗朗上口的詞彙。然而，當你仔細問一問他們其實知不知道這些詞彙是怎麼解或是所指什麼的時候，筆者相信十個人之中起碼有八個是不知道的。可悲的是，香港人喜歡將這些似是而非的詞彙奉為教條。事實上，曾蔭權就如一般香港人一樣，喜歡將「某某主義」奉為教條，但實際上對那些教條一知半解。就拿「自由市場」這香港第一教條為例，曾蔭權和其管治班子曾多番表示「香港乃是奉行自由市場的地方」，所以對所謂政府干預市場都十分避忌。「自由市場」最最最基本的原則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去參與市場的競爭，而政府的角色就是去確保每人都有公平的「參賽」機會，從而建立一個自由競爭和以市場力量調節的自由市場。不幸的是，當曾蔭權天天妁「自由市場」掛在口邊的時候，香港的自由市場已經變成「自由地壟斷市場」。受惠於政府的高地價及勾地政策、對地產和金融業(超)高利潤的容忍，和對公平競爭法及最低公資的長期漠視，香港的商界和地產巨鯨越來越自由地壟斷本地市場。香港人一方面要忍受那些大型商場和巨型發展商旗下的樓盤逐步蠶食香港的土地和空間，另一方面又要忍受日用品的物價一天比一天高(主要是因為兩間大型連鎖超市壟斷了日用品供應市場)，這怎叫香港人不會一肚怨氣？

第二宗罪：強權管治
回歸十二年，我們看到的香港特區政府所做的不是強政勵治，而是強權管治。這種管治由曾蔭權接任接首之後更見明顯。特區政府管治失效，除了是因為欠缺民意基礎這核心問題之外，亦是由於特區政府不能如以往殖民政府可以以一種與部分資產階級(英資)達成政治共識和凌駕於各利益集團的制度去維持其管治。政治環境的轉變令利益分配的問題表面化，而普遍香港人亦期望一種比的殖民管治更開放的制度(基本上以往權力架構是封閉的)。或許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認真審視過整個制度及社會基礎上的改變，所以當政府推出的政策不得民心時，往往顯得不知所措而變得「霸王硬上弓」和「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最近期的例子一定要數石崗菜園村的收地問題。筆者在中學時期已經聽聞過廣深港高鐵這基建項目，但筆者如不少香港人一樣，在過去數年間對高鐵的規劃和諮詢一直都被蒙在鼓裡，直至最近菜園村收地事件鬧大了才知道原來高鐵已經準備上馬。對菜園村的居民來說，這就等於政府可以不經諮詢而向他們收地，即使政府的賠償多少金錢，這實際上與掠奪私有財產無異。事實上，曾蔭權所領導的特區政府那種「先拍板決定，後諮詢」的假民主施政方針已經越來越不得民心。這是因為政府本身已經沒有民意基礎支持，而推行政策時亦沒有經過諮詢以達成社會共識，令香港人感覺到有一種強權壓在他們的頭上。視民意為洪水猛獸，就間接等於將人民排擠於決策之外。「我嘅意見，就係代表香港人整體既意見」這句話，潛台詞其實是「民意在我眼中從不重要」。這種強權管治絕對不是香港人想要的。

第三宗罪：沒有為香港的心
不少人說曾蔭權的管治比董建華更差，筆者相信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曾蔭權從來都不會將自己當作「公僕」。如上文所說，自稱為「香港仔」的曾蔭權的確遺傳了不少「香港仔」基因，例如縮骨、御膊、走精面等等，而當AO出身的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之位後，這些特徵更是表露無遺。譬如說，曾經在特首競選戰中表明要在任期之內訂出普選路線圖的曾蔭權，就以本屆特區政府不可處理2017及2020年的普選方案為由，不肯提出香港的普選終極路線圖。我們暫且不評論曾蔭權有沒有為香港人向中央表達對民主的訴求的勇氣和承擔，但我們明顯見到的是曾蔭權對這些敏感議題所採取的態度就是避之則吉，但求「做好呢份工」。就算我們討論的是最本土、最基層的議題，我們見到的是曾蔭權只聽見地產商賺少了錢的抱怨，卻聽不到123萬貧窮市民的訴求。這是一位「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嗎？這是一位特區首長應有的表現和態度嗎？

筆者相信上文只是香港人對曾蔭權的不滿的Snapshot，香港人真正不滿的東西其實還有很多。曾蔭權與其一天到晚只懂在喊「我會做好呢份工」、「和諧家庭」等政治口號，不如花些時間想想為何港人對他和他的班子的不滿越來越強烈。正如毛澤東所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鏡頭前的把戲

筆者近來閒在家中當量地官，上網找了「本地政壇新星」季霆剛作客由鄭經翰主持的《星期日大班》的短片來看。一如大家所料(也許也如季霆剛本人所料)，鄭大班在節目中串盡季霆剛。無論是衣著品味抑或是季霆剛由公民黨轉投民建聯的風波，季霆剛可說是毫無招架之力。如果季霆剛回家後好好研究一下傳播媒介的遊戲規則，他以後或許可以更安穩地在政治世界中生存。

自從電視面世之後，不少研究傳媒的學者(如Neil Postman)認為政客不再需要以印刷媒體面向公眾，向公眾解釋其施政或政治理念，而著重理性及邏輯思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政客透過電視以嘩眾取寵的表達方式和能為觀眾帶來感觀刺激的肢體語言，來吸引大眾的支持和喝采。這種傳播媒介的轉變，除了窒礙觀眾理性和邏輯地分析訊息之外，亦為不少政客提供了一個表演的場地。懂得利用這表演舞台的人，自然得到大眾的注目和支持。

有了電視這絕佳的傳播媒介，讓城中名人露面曝光的清談節目和人物專訪節目大量湧現，而《星期日大班》亦當然是其中之一。但姑勿論《星期日大班》每星期邀請甚麼嘉賓到訪，這節目的主角從來卻只有鄭大班本人，而不是來訪的嘉賓。這點大家只要看一看節目名稱便清楚明白。而鄭大班最為人熟悉的是甚麼？是他不留情面地串盡城中的人和事的風格。這樣說的話，《星期日大班》這節目是「set定炮台」讓一眾來訪的嘉賓被鄭大班「串」。

如此看來，「本地政壇新星」季霆剛在節目中受鄭大班魚肉是無可避免的事。但大家只要看看他在短短半個多小時之內由趾高氣揚變成極度無奈，就知他根本不明白整套遊戲規則是甚麼。由節目一開始鄭大班批評他的衣著品味，到鄭大班說他在大學選修法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再到重頭戲鄭大班批評他由公民黨轉投民建聯是機會主義者所為，鄭大班都是佔盡上風，甚至可說是佔了整個節目的話語權。季霆剛雖然很想說明衣著品味是主觀這個道理，也很想在鏡頭面前說出他眼中的公民黨是何等不濟，但他從來都沒有察覺到，話語權根本不在他手上。這是因為《星期日大班》不是立法會，不需要講平等的發言權利；《星期日大班》也不是立法會選舉節目，不需讓你慢慢說你的道理。《星期日大班》是鄭大班嘩眾取寵的舞台，不是季霆剛在鏡頭面前談偉論和為自己「洗底」的場合。

如果季霆剛是想透過上《星期日大班》和鄭大班交鋒，來為自己「洗底」和為自己建立知名度的話，他也許選錯了場合，而且未免太不了解遊戲規則。只要掌握不同傳播媒介的特性和觀眾的心理，傳媒往往是政客最有力的武器，尤其現在是「web 2.0」的時代，傳媒的威力更是倍增。大家只要看看黃毓民選擇何時在鏡頭面前擲蕉，何時將自己的觀點說之以理便一清二楚。至於不懂得利用傳媒的人，往往只會在網絡上醜事傳千里。要成為政客，季霆剛除了要聽黃毓民說「喝多幾年中共奶水」之外，當然還要好好了解傳媒的遊戲規則。

（轉載）沒有出席，何來主角？

摘自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日《明報》 文：黑貓

近日有一爭論，指香港傳媒大肆報道自己記者被打，做法是否恰當。資深傳媒工作者閭丘露薇撰文指記者不應變成頭條，不應變成新聞主角，這會間接令觀眾忽略了真正應該關心的新聞本身，就是烏魯木齊的局勢。但另一方，兩名新聞工作者楊我及何文雯則反駁，指記者被打以至被誣衊，反而令一件發生在遠方的事變得更貼身，令香港人更有興趣關心烏魯木齊的狀況。我認為這種討論太抽象了。只要細看一下各個傳媒在新疆報道上的出品，你已可以看到，記者是否被打，記者有否成為主角，都不會影響香港傳媒去更深入報道烏魯木齊局勢的欲望。

我從2009年7月5日（即新疆第一次騷亂）開始以慧科搜查，發現香港報章有2000幾條關於烏魯木齊的報道，但大部分都是引述二手消息，如新華社美聯社等。銷量最高的幾份報紙上，關於烏魯木齊衝突的頭版相，都是使用外國通訊社的。原來除了我們看到被打被扣的幾名電視台和電台記者之外，大部分香港報章都沒有派員到新疆。那末，連香港記者都不到場，要在「記者vs.烏市局勢」之中選擇新聞主角的爭論，簡直是一場笑話。

表面上看來，閭丘露薇提到「記者搶佔了新聞版面」的情況，的確存在。讓我們做個粗略統計。在慧科網頁搜查，由7月5日到9月4日，即新疆出現動亂而港記又未被打之間，香港報章關於烏魯木齊的報道只有一成提及記者採訪的情（1800條中有250條）。但到了9月4日香港記者被打此文撰稿之日（9月17日），多達三分一關於烏魯木齊的報道是集中在記者被打一事上（700多條中的250條）。可見記者被打之後，本地傳媒對烏魯木齊局勢報道，比例上減少了。

記者被打後 採訪烏市報道增
有被派往新疆的港記說，他很用心撰寫了一篇過千字關於關於維吾爾族人民苦的報道，但出街之日，卻碰上新疆新聞辦誣衊港記「指手劃腳」「煽動鬧事」那一天。他那篇充滿「人文關懷」的報道，被大肆刪到剩下幾百字，因為要讓位給「記者被屈事件」。換句話說，因為記者成為了主角，「新聞主角本身」就被縮減了。似乎，閭丘露薇所指非虛。但這是否等於記者做主角，令版面減少對當地局勢的報道呢？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再問深一點，原來沒有記者被打事件，這個記者可能就不會踏足新疆，連僅僅數百字的「人文關懷」文章也根本沒法見報。何解？因為這名記者根本就不計劃到烏魯木齊採訪。9月初，當地出現針刺案，局勢開始不穩，不少香港報章都沒有計劃派員北上採訪。據一後來被派記者所說﹕「上司都話睇定d先。」直至9月4日3間電視台的記者在烏市被打，畫面傳送到香港。兩間不同報館加上一間電視台，都是在記者被打事件後（或因為看到催淚彈橫飛的畫面），才生起念頭派記者到烏魯木齊親身採訪。

原來，兩次新疆騷亂，分別為今年7月初和9月初，有派記者親自到新疆採訪的香港傳媒並不多。據知，電子媒體比較齊人，有無、亞視、有線NOW、商台、港台。但本地平面媒體，出席的就少得可憐。撇除《文匯報》、《大公報》等在內地有較多人力資源的報紙，在非傳統左派報章中，只有《明報》、《南華早報》和《亞洲週刊》有派人到場。反而外國傳媒，如日本NHK電視台及美國背景的自由亞洲電台則派人親身到新疆採訪。

讀者要吃「三手消息」
至於3份在香港銷售量最高的報紙，卻缺席新疆，讀者所看到的，大部分是職員在香港或北京的辦公室，看中央台或拿路透社、美聯社的稿子照片，炒雜起來的新聞。這種在冷氣房做新聞的方法難以做到深入的報道。新聞界都知，中央台和通訊社都帶有既定立場。須知道維人漢人的種族衝突，是涉及疆獨，非常政治化的議題。記者沒到場就只能用「二手消息」了。香港讀者看這些報章去了解新疆局勢，只能吃「三手消息」了。

要知道，傳媒機構會否派員到偏遠地區採訪絕對反映機構是否重視事件。機票食宿保險都是錢，香港這邊又少了一兩個人工作，所以不是重要新聞，公司不會隨意叫記者執行李。去年的四川大地震，大報小報前仆後繼，爭崩頭派記者到場，採訪一個又一個小故事大新聞，有傳媒用在該宗新聞的開銷多達100萬元。所以我們見到是相對廣闊的報道頻譜，從感人至深的英雄事到較尖銳的豆腐渣工程也得以見報。

缺席報道 政治取態
據知，今次記者被打時，當地只有香港的電子傳媒，大部分本港報紙是缺席的。反而，記者被打之後，事態嚴重了，促使了其他一兩份報紙和一間電視台的管理層對事件感興趣，派人到現場採訪。所以「記者成為主角」的事件，的確把更多香港記者吸引到新疆，轉而令本港媒體裏出現更多新疆局勢報道。所以，何文雯所說的不錯。記者被打之後，的確令市民更關心新疆。但我認為，記者被打事件，更直接是令到至少3間傳媒的管理層生了動機，派員去採訪當地局勢。亦即是，是記者先做了主角，新聞本身才得以進一步曝光。

但整體問題是，即使記者被打了，大部分本地媒體還是無動於中，沒計劃派人到新疆採訪。這裏顯示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就是，傳媒管理層基於各種原因，或因為開支大，或因為政治取向，選擇缺席新疆。而這種集體缺席，正好反映的是，記者是否成為主角，根本不會對本地傳媒有大影響，令它們加深或減少對「新疆種族衝突」話題的興趣。不少傳媒就是不願意深究這個題目。它們認為，中央台新華社和外國電訊的資料已經足夠。

刪稿剪接 種族問題和諧掉
一名到場採訪的港記說，他並不滿意自己在新疆的報道。他說，他埋首在酒店裏，每天寫了很多資料傳回香港，但出街時已被上司刪減得七零八落。到最後曝光的故事，和通訊社的所差無幾，只是泛泛而談，道出市民恐慌心理，兩族互相猜疑的心態。我問﹕「那你有沒有寫出比較深入的報道？」（亦即閭丘露薇所提到的新聞本身）他說﹕「因為我想到之前出街的只寫出漢人感受，於是我後來寫了一篇近2000字的報道，是關於維族人感到被壓迫的心聲，我很用心去寫，但到今天，該報道卻石沉大海，上司亦沒有告知我原因。」他猜測，由於官方一直把維族人描繪為暴徒，將維族人寫成值得同情的報道未必合乎公司心水。

這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即使有沒有打記者的事件。各大本港新聞機構會花多少版位多少airtime去報道烏魯木齊的局勢是有更多內情的。報館不選擇派員到場，多少反映香港傳媒不願花精神時間去挖掘當地的民情怨情。即使派員到場了，也可以透過刪除稿件或剪接，把烏魯木齊的種族問題和諧掉。

將記者被打一事放大放上頭版，把種族仇恨簡化為通訊社照片上耀目的火光，這些處理，都是把敏感而艱澀的新疆種族問題淡化。閭丘露薇說，要把新聞主角還給新疆人，這種說法未免過於單純，彷彿這個口號叫了，便能提醒各傳媒多點關心新疆人，這種想法，實在忽略了新聞操作中複雜而細緻的政治經濟角力。

（轉載）城市絮語

文：胡恩威

1.倫敦有幾個古老的批發市集，蔬菜生果的，肉類的海鮮的。大都是晚上開始活動的，有一個叫Smithfield 的市場。黃黃白白的光，大大小小的貨車，豬牛羊一刀一刀新鮮的肉香，市集都是屬於夜晚的。我們要知道一個城市的夜晚，我們便要到那個城市的批發市集去看。香港油麻地的果欄也就是那種批發夜市集，是香港最古老的批發市集，建築也是原來的民間棚架式風味，晚上十二時開始一車又一車的水果來了，來自世界各個地方的水果，穿過這些果香，搬運工人的勞動，夏天的汗水混合了五顏六色的水果，冬天的寒冷水果好像一些精緻的寶物，下雨時候的水滴，像回到那些水果生命的源頭，十分美麗的想像。

2. 荷里活道，古物，二手市集，老餐廳，古廟，小公園，咖啡店，大樹。西洋菜街，滿街都是二拉架，都是電器店，都是人山人海。廟街，退色的街道，殘舊的衰落，大排檔和唱大戲的，曾經有過的興盛。波斯富街，電車路，消失的利舞臺，二樓咖啡店，自由行。廣東道，海運戲院，什麼都是名店，曾經有過的Noon D。

3. 在空中看香港那些密密麻麻的景觀，那些高樓大廈，那些我們天天都在行走的街道，巨型版本的清明上河圖。由金鐘海旁直昇機場出發，先圍堯香洗島一個，可迄著九龍一直飛到，可迄著九龍一直飛到深圳河，再飛到大嶼山大佛，和一些小島，再回到原來的出發點。

4. 因為到了郊外生活，才知道聲音的對比，郊外的靜，郊外的各種自然聲音。才知道城市聲音的不一樣，人的車的冷氣的電視的收音機的各種混含在一起的交響聲音。還有氣味都是人工的氣極度的香食物的香食物的臭，人的氣味濃烈的淡淡的，用鼻子起漫遊，走進百貨店的香水迷陣，走進超市的種捶冷氣人造香氣，走進灣仔舊區小販四處的小街，賣涼果的味道，賣花的草香花香，賣毛巾生活用品的那些新鮮質感。

5. 班雅明的巴黎商場研究計劃可以說是文化研究的經典研究模式，也是工業革命衍生了「城市」, 第一個具備現代觀念的城市研究模式，這個傳說中的研究計劃近年巳翻譯成英文。在這之前我也是在一些論文和書本中讀到這個末完成研究計劃的一些片斷和評論，後來讀了英文版本，最具啟蒙的是班雅明對城市研究的清醒和科學，透過商場這個資本主義建築形式，由建築營造開始，物料施工方法，到經濟社會層面的各種影響，而巴黎正正是處於城市現代的傳化期，那時候的巴黎被認為是世界城市的首都，第一個具備國際大都會條件的現代都市，世界藝術和思潮的中心，西方殖民資本主義的第一都。班雅明的巴黎商場研究到了今天仍然十分重要，我們可以以其結搆和提網，來研究我們身處的城市，北京,廣州,上海,南京,臺北,香港,武漢，成都,深圳，長沙。其實在七十年代倫敦出現的time out 雜誌就是受著班雅影響的城市指南，每一期的內容都是反映著那個時期的文化面貌，點點滴滴的系統性介紹，當然，現在的經濟成為了一切的意識形態之下，這些指南往往被異化為單純消費廣告指南，這種現像也是慢慢地把原來多元的城市文化導向為一種單元的文化消費，而全球化市場經濟帶來是更多元多樣的可能，這是越來越單一？也許我們可以透過研究目前中國射各種商場模式，知道一些情況。

6. 那一年第一次到東京，第一天是學習看地鐵圖，走了山手線一個圈，在原宿下車，四處亂走，表參道的那些小店，兩層高的，四層高，那就是東京像由很多小村組合而成的大都會，東京地鐵圖像密碼，我也是到了第四天才知道怎樣可以有效去理解，山手線是最重要，把柬京不問的主要區域連結起來，那時候的六本木有點像個特區，仍然沒有六本木山和mid town，但有家八層高的WAVE, 地下是一家專門播放歐州電影的電影院, 上面是一層又一層的CD和黑膠，還有剛大量出現的錄影帶，還是十分泠門的藝術片類型。東京是什麼都可以找到的，尤其是音樂和電影，就算今天有amazon，東京仍然是終極的購物大寶庫，但是需要很多耐性去尋找。在誠品敦化二十四小時出現之前，六本木己經有差不多二十四小時的ABC書店了。而且是藝術設計書為主的。東京一去再去，變化是很多的小變化，上野公園好像永遠不變，那個動物園，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動物園。動物園的氣味。街頭的音樂，彈彈結他唱著城市。在城市流浪。

7. 城市是越來越一樣了，機場越來越一樣，酒店房間也是一樣，電視也是播放著BBC,CNN, HBO之類的節目了。建築物的類型和設計也是差不多了。酒吧播放的音樂可以喝的酒也是差不多了。

8.城市的墓地，那些才是沒有變過的都市空間，那一年去尋找小津的墓地，看見很多過去的故事，一個又一個的名字和年份，一些鮮花，一些已經被人忘記的墓地，仍然是在城市裏面的安靜一百年後，二百年後，五百年後，城市也許像小津墓地那個「無」一樣了。城市的生命有多長呢？可以有多長呢？氣數五百年，一千年後香港仍然存在嗎？那些高樓會變成什麼樣子？那些商場是不是都是人？

以巴衝突──不止是宗教衝突

中東戰火連綿，和平似乎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曾經有人說，以色列是中東的禍心。作為中東版圖之內唯一一個以猶太人為主及信奉猶太教的國家，以色列就像和整個阿拉伯世界角力，而這場角力就引來美國對中東內不少伊斯蘭國家的「粗暴干預」。始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一直都是中東地區之內最引人入勝(或最令人唏噓)的連續劇。

不是正義與邪惡之戰
二次大戰之後，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開始興起，猶太人開始響應號召回到《聖經》之中的應許之地－－巴勒斯坦地立國。然而，這塊巴勒斯坦地，早已住滿了巴勒斯坦人。要在這塊土地上立國，即是要把該處的巴人統統趕走。在猶太人心目中，他們才是巴勒斯坦地的主人，巴人根本不應該在這裡出現。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之後，以色列正式在巴勒斯坦地立國，而以色列更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分別從埃及和約旦手中取得近月再度戰火連天的加沙和約旦河西岸。自此，以色列便在美國大力援助下在巴勒斯坦地迅速建立其「主人」身份及軍事力量，即使巴人佔了這土地的七成人口。

多年來，以色列一直在有大量巴人聚居的西岸(West Bank)興建猶太屯墾區，為的是一步一步將巴勒斯坦自治區弄得支離破碎，令巴勒斯坦在地理上根本沒可能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而在西岸的屯墾區及檢查站亦大大打擊了巴人的經濟和日常活動。此外，興建屯墾區也幫助以色列控制了水源，令猶太人可享受這在沙漠地帶的重要資源。另一方面，為了重奪聖城耶路撒冷，以色列總理沙龍曾下令軍隊硬闖東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而以色列在東耶路撒冷興建屯墾區，目的就是為了將巴人逼出這個伊斯蘭教徒也視為聖城的地方。以色列一連串的建立勢力的活動，催生了世人視之為恐怖主義組織的哈馬斯、阿克薩烈士派和法塔赫等巴勒斯坦武裝組織。結果，就是昨天哈馬斯送猶太人幾支火箭炮，今天猶太人便對準你的房子射一枚炮彈，明天哈馬斯再以自殺式炸彈還擊。總之，有你便沒有我。

最近，在美英兩國調停下，以巴雙方似乎有望再次達成所謂的協議。可是，對於以色到來說，要他們停止在西岸興建屯墾區的大前提是巴勒斯坦要先承認以色列是一個猶太人的國家。這即是說，巴人必先承認猶太人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另外，要以色列停建屯墾區是可以的，除非其他國家不干預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任何活動。另一邊廂，巴人也說除非以色列停止所有興建屯墾區的活動，否則他們不會妥協。

神的教誨往了哪兒？
也許流亡的歷史令猶太人這民族充滿悲劇性，但卻正正是這段流亡史和被屠殺的經歷，令猶太人明白立國的重要性，和懂得將自身的悲劇變成政治籌碼的技倆。一般人可能會問，《聖經》不是教我們要愛人如己嗎？然而，須知道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在信仰和對《聖經》的解讀上其實有很大分別，例如猶太教認為《聖經》的新約和《希伯來聖經》(即《聖經》的舊約)有衝突，而猶太教亦不認同耶穌就是《希伯來聖經》中的彌賽亞(即救主)。因此，我們不能單純以基督教的角度來理解猶太人的行為。雖然如此，但如果借《聖經》的舊約來評價這場沒完沒了的衝突，我們仍會質疑猶太人的行為是否合乎《聖經》的教誨。《聖經》的十誡說，「不可殺人」(第六誡)和「不可貪圖別人的房屋，也不可貪圖別人的妻子、奴婢、牛驢和屬於別人的任何東西」(第十誡)。但我們今天看到的是猶太人奉神之名肆意殺害巴勒斯坦平民、侵佔巴人土地和壟斷區內資源。這些不正正就是徹頭徹尾「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第四誡)嗎？

至於巴勒斯坦人，則一直打著伊斯蘭教聖戰(Jihad)之名以暴力對抗猶太人的暴力。對穆斯林來說，武力是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能使用的，而使用武力的原則是要將傷亡減至最低。但事實上，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同屬亞伯拉罕諸教的伊斯蘭教最終仍以倡導仁愛、公義和和平為大原則，而所謂聖戰亦不過是一種保護伊斯蘭免受侵略和消除暴力與不公義的一種手段。即是說，別人打你一拳，你要先勸導他而不是立即還以顏色，到必要時你才可以還他一拳，而且那拳不可以比別人打你的一拳大力。可是，如今我們看到的哈馬斯、法塔赫等打著聖戰旗號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又有否依著《可蘭經》的教誨，以最低武力來換取與猶太人和平共處，而他們所做的又是否以公義與和平為最終目標？

如果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爭是緣於宗教衝突的話，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對他們的宗教過份狂熱，還是他們根本誤讀了《聖經》和《可蘭經》？到了今天，要解決以巴衝突，不是將他們各打五十大板就可以讓他們和平共處。我們只能期望有一天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能真正受他們的神所感召，以土地換和平。

（轉載）誰和誰和誰爭氣

摘自二零零九年八月九日《明報》 文：陶囍

很多年前，有人對我說﹕「做我們這一行，每天打開門口，總會有點什麼無法預知的事發生，黃賭毒都有可能。我無欲無求，只望退休前不要有大件事，於願足矣。」說話的人不是警匪片裏的老差骨，而是一個年近六十的校長，斯時他領導一所「第五組別」學校，上學猶如上戰場。荒謬的是，真正的老差骨，說話卻又像謹小慎微的校長，有一回，警長勸我那些在課餘組織區內巡邏隊的老師朋友﹕「這些事還是少做為妙，萬一遇上壞分子插贓嫁禍，或者被女學生誣陷非禮，到時就水洗不清。學校外的事，由得外展社工操心吧。」

可能我眼淺，聽見這些話，我直想掉淚。那眼淚，為精疲力竭的校長流，為有心無力的老師流，為被處處提防的孩子流。

淚水雖然不能解決問題，至少不會衍生新的。校園自願驗毒計劃出台，翌日大量評論滿天飛，綜合起來，離不開對成效的質疑。本意是針對青少年毒禍的處方，在質疑聲中，反而變了另一個禍端，罪名包括破壞師生互信關係、影響學校和家庭文化，由於抽查的做法帶有一視同仁的意味，變相認可毒品已經成為生活一部分，意外地加強了它的普遍性，特別怕執輸的學生，說不定更難抵一試的誘惑。

教育本業的意義
練乙錚提到驗毒帶來的「商機」，這世界，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管你政府如何雷厲風行，神奇的市場自然懂得調節，到時候，又要想出另一套新的策略，那套新的方法，幾乎又肯定會引發出另一些對應方法。這樣想下去，怎不叫人心灰意冷？黑白對峙，白的那一方，似乎永遠不夠聰明，不夠醒目，思慮不周，守在正道這一方的人，明明應該正氣凜然，形象上卻如手忙腳亂的債仔，為求減債數數，結果落得舊債未清新債又至。

不要忘記除了毒品，學校還要面對以下問題﹕未婚懷孕、上網成癖、缺乏學習動機、教學語言微調政策、收生狀況、新高中學制改革、課程改革、自我權益意識膨脹的學生和家長……各校情有別，要煩惱的事也有優次之別，但總也是煩，長期透支下，漸漸連最初那筆債是什麼都記不起，只能繼續頭痛醫頭，應付了燃眉之急再說。時日久了，連討論教育本業的意義，都變得奢侈。

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某校有一個容易情緒失控的學生，有幾回發起狂，直奔廁所，一拳打破玻璃鏡。那些鮮血和碎片，足叫校方相信那未必是「個別事件」，為怕發生同類事故，學校拆下男廁的鏡，換上打不爛的塑膠鏡。幾年後，狂生早畢業，鏡還是那樣的鏡，大家都習以為常，直到某天，一個轉校生問師長，這些鏡怎麼都像哈哈鏡，往事才被重提。轉校生說﹕「就是為了一個學生，要我們都不能好好的照一回鏡？」這問題如一記春雷，一下敲醒了被日常瑣碎勞心的工作磨蝕了的心。幾天後，學校重新換上了光潔明亮的玻璃鏡。

學校爭氣的機會
單是把這故事重述一遍，我仍能記得初聽時的感動。學校不能保證所有學生都是不會發脾氣的乖寶寶，但學校也不能假定所有學生都是只會破壞不會建設的魔怪，所有假設最終都會出現偏差，學生本來就不可能千人一面，更何況，正值青少年階段的人，性格和行為分分鐘都在微調，誰又能永遠早先機，做好一切預防工作？學校卻可以反求諸己，問自己希望為學生提供怎樣的校園生活？訂好了目標，就得咬緊牙關，從硬件到軟件，全力實踐信念。想學生感到校園有愛，就不要把學校裝修成高設防監獄；想校園有互相尊重的文化，就要約法三章，更要把規章背後的理念講明白，師生共同遵守。那所把鏡換回來的學校，不見得從此天下太平，但他們是爭氣的，他們撥開雲霧，重拾起最當初的教育理念，把信任和尊重交回學生手上。

可恨的是，學校能爭氣的機會實在不多，要抱持原初的宗旨辦學，愈來愈不由自己話事。現時提出的驗毒安排，透露了什麼教育理念？我只看到故作聰明的行政手段。為免掀起人權和私隱的爭議，計劃貼上了「自願」的標籤，益發顯得船頭驚鬼船尾驚賊。驗出有毒後的跟進措施不清不楚，目前的說法是學校只會輔導涉毒學生而不作懲處，問題是輔導有無期限？如果有期限，輔導失敗怎麼辦？如果沒有期限，學校人手怎麼辦？輔導期間是否要定期驗毒？是自願還是強制？費用由誰負責？這些問題層層相扣，不是稀鬆平常的一句「贊成」和「反對」處理得了的，但在熱烘烘的媒體討論中，學校又再一次被迫表態，又一次被抬上了轎，向下一個注定的失敗徒勞狂奔。末了，不要說爭氣，能不斷氣都算萬幸。

前行下去的勇氣
我真希望政府這一回爭氣，承認驗毒不等如解毒，現在一切的辯論，不是為了釐清驗尿或是驗髮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是要找出對付毒禍的方法。在鑽進技術細節以前，請把話說明白，這回大張旗鼓，為的是及早識別涉毒學生，還是為了阻嚇蠢蠢欲動的初哥？如果是前者，我懷疑老師家長同學不可能不察覺任何蛛絲馬，南島中學的經驗（參考八月七日明報社評）足以借鑑；如果是後者，那就不要假裝客氣，儘管打開天窗，說服公眾強制驗毒的必要，盡快諮詢和立法，同時開展另一些針對濫毒的計劃。

我更希望所有不願被看扁，不想被提防的孩子爭氣。近年流行「新一代沒什麼機會發展」之類的說法，說的人常常用犀利的言辭，道出大人的淺薄虛偽，點破一切皆是社會的錯。這些話聽來很有吸引力，它們會讓人忘記，社會再不濟，「我」是一個有思想有感情，能呼能吸能吃能喝的生命實體，「我」面對很多限制，但每一個決定，最終還是由「我」而來。社會或許真有對不起我的地方，但我總不能因此對不起自己。

我願意相信，當孩子認真爭氣，疲憊不堪的校長和老師，前路再苦，情勢再壞，他們都會甘之如飴，找到前行下去的勇氣。

書寫歷史

不知大家會否有以下的疑問：為什麼每逢新聞報道要找一張代表香港的相片時，永遠都是找來從太平山頂俯瞰，中銀及港島佔了圖片右下方三分之二位置的相片？細心留意及回憶一下，大家不難發現基本上所有教科書和網站，都有以這張圖片代表香港的習慣。可能大家都覺得這張相片沒太大問題，而且頗有氣勢。但其實，大家到底悶不悶？

沒有人會否定從太平山頂望下來時有「大地在我腳下」的感覺的說法。也許我們很喜歡看到中銀大廈和國金高高的聳立在香港島上，因為金融業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而他們亦正正代表了香港的繁榮、富裕和國際性。望過對岸的九龍半島，最顯而易見一定是文化中心，然後就是坐落於尖沙咀的酒店和商業樓宇。而中間的維多利亞港，就是香港由漁港搖身一變成為轉口港的重要印記，「水深而闊」是每個小學生必定記得的形容詞。由維港到摩天大廈，就是香港人所認識的香港發跡史。當今時今日的香港已經站在成功的位置，那麼線性的歷史觀便一定要像進化論般，將「舊」、「不合時宜」和「落伍」的事物淘汰，並將它們打到我們看不見的角落去，來襯托出當下的光輝。

從來沒有人喜歡談及在中銀、匯豐和國金之下，我們看不到的橫街小巷和其中的小店、茶餐廳和市集。更沒有人喜歡提起尖沙咀以北（深水埗、油麻地和荃灣等）的香港故事。不是因為我們不認識，只是因為我們看不到。我們（喜歡）看到的，最多只有李嘉城等勝利者「穿膠花」的歷史。我們看到的歷史，早已有幸地獲放進博物館裏了。然而，在很多人心底裏，看不到的歷史的重要性其實和我們看得到的歷史不相伯仲。如果不是，為什麼會有人因為天星皇后要清拆而去拍照留念？又為什麼會有人每逢星期天一定要到樓下的茶餐廳吃菠蘿包、喝奶茶？這些東西都令我們對香港建立一種以感情為基礎的城市意識，而非單單以制度為基礎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因此，我們看不到的歷史不是註定的失敗者，而是犧牲者。它們是犧牲在腦中只有資本主義的官員和只想天天歌舞昇平的統治者手上。

既然如此，我們的歷史便不可以缺少「看不到的歷史」這一章。細看之下，原來菠蘿包幾乎是每個香港人的成長和生活的印記。相信每個人都會記得每朝早一邊咬著菠蘿包，一邊上班上學的日子，或每日下午茶時間吃菠蘿包的時光。猶記得筆者讀幼稚園時，也是每朝吃一個菠蘿包才上學。那些吃菠蘿包的日子，正正代表著每個香港人生活和奮鬥的點滴。事實上，菠蘿包養大了不少香港人。還有，曾經何時滿佈街頭的流動小販，除了是製造出滋味小食和每位低下階層的主婦買入生活用品和水果，滿足生活所需的地方，也是低下勞動階層掙扎求存的最佳體現。另外，灣仔太原街/交加街的市集和北角的春映街，那看似是「人車爭路」但其實是有理不紊的景象，可算是在世界上難得一見的奇觀。這些我們看不見的歷史，除了為常常希望展現其與眾不同一面的香港加添獨特色彩之外，還作為香港人的生活、成長和奮鬥故事的載體。因此，我們要做的是將這些看不見的歷史重新放到一個看得見、與中銀和維港平起平坐的位置，再確認其重要性不下於中銀和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將那些消失的歷史浪漫化，而是把這些原本屬於我們、卻被白白犧牲的歷史找回來，來說明這裏是「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

因此，馬國明對菠蘿包、絲襪奶茶、灣仔市集和新舊荃灣的記述、羅永生對殖民/後殖民香港的論述、呂大樂對香港四代人的人文面貌的描寫和潘國靈對城市和街道景觀的書寫與解構等，才是值得我們細讀和認識的香港歷史。他們才是把香港的歷史真真正正的記述下來的人。其實只要我們像他們般對所記述的地方有感覺，感受到這地方的氣息，我們也可以找回那些看不見的歷史。看不到的歷史往往比「幻彩詠香江」更為燦爛。